举报人身份重置制度在一些国家的确已经推行，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。例如，美国“马歇尔项目”开始以来，有超过7500个证人和9500多家庭成员进入项目安排并受到保护，由“马歇尔项目”办公室重新安排居住地和发放新的身份证件。香港现行的《证人保护条例》的主要内容就是“为证人另立新身份”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并非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制定《举报法》，核心问题在于让公权力有所作为，以及将公权力关进笼子里。

在西方一些国家，举报人身份重置主要是面对那些黑社会、恐怖犯罪的举报人、证人，在我们国家当然也存在这些犯罪，但这其实要耗费大量的资源，在目前是否具有可行性值得探讨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证人、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，主要是官员和公权力，最急迫的是要让公权力有所作为，和限制公权力。如果因为举报公权力免受打击报复，不但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大大地减少，而且“民以吏为师”，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也不敢轻易打击报复举报人、证人。

首先，公权力要具有能动性，要有所作为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修正后，增加了对证人保护的多项规定。例如，法律规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。”同时，对于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、侮辱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，法律还规定“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”但现实中，这些规定的落实都不容乐观，一些举报人的姓名和个人信息，不但不保密，反而经过层层批转，最终落到被举报人手中;还有些举报人历经千辛万苦，在成功举报贪官后，却被本单位开除，甚至被殴打、伤害，公检法机关却坐视不管。

其次，保护举报人，还须限制绝对的权力。一些举报人举报贪官后，不但贪官没有被查，反而自身被公检法机关拘禁、判刑。比如李国福举报原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，司法机关没有查处张治安，反而张治安指使区检察长汪成罗织罪名将李国福关押，最终李国福惨死看守所。再如，最近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曾指示公检法办案时说：“举报人抓了，给他们判刑，抓错的也要抓，判错的也要判。”2010年1月，赴京上访者张正华果然因非法拘禁罪、非法游行罪入狱两年。

所以，对于保护举报人，目前最重要和最急迫的是规范公权力。一方面，要出台相应的法律，让负有职责的司法机关负起担当保护举报人的职责，对于泄露举报人信息以及坐视举报人打击报复的，要严厉惩处;另一方面，则要建立起监督和制约机制，让官员无法轻易打击报复举报人，更不用说动用司法力量来打击举报人。至于“举报人身份重置”等制度，可以先交公众讨论，如果条件成熟，也不妨实行。